據報載，行為人（按：即本案被告）在102年間介入A公司經營權，並於102年5月A公司改選董監事時，取得3董1監（全部席次為9董2監），成為A公司的大股東。同年，B金控公司為了擴大旗下保險事業規模，提案爭取併購C人壽公司，由於A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C人壽公司超過36%的股權，為C人壽公司大股東，則A公司的態度即是該併購案是否成局的關鍵。

然而，102年間的併購案（即「第一次併購案」），卻由於被告以其A公司大股東的身份，進行杯葛而破局。隨後於104年間，被告考量：(1) 若C人壽公司因資本適足率不足須強制增資，A公司並無相當能力充足其資本；且(2) 壽險業於發放現金股利有相當嚴格的限制，即使發放股利仍須繳納稅款，則長此以往不僅對於A公司無利益，甚至將遭受損失等，故同意重啟C人壽公司與B金控公司的合併案（即「第二次併購案」）。最後於同年5月12日，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股份轉換合併案，C人壽公司順利成為B金控公司100%持股之子公司。

事後經臺北地檢署調查，被告於第二次併購案洽談期間，在B金控公司確定併購C人壽公司的重大訊息公告前，與他人共砸下4.8億元買進C人壽公司股票26,105張，再陸續出脫持股，不法獲利約1.8億餘元，故以其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，禁止內線交易規定而起訴被告。關於被告在本案中，該當何種內線交易行為主體，一、二審法院的見解略有不同，茲說明如下。

一審法院、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金重訴字第8號刑事判決以被告杯葛第一次併購案導致破局後，又主導重啟第二次併購案，認為「雖其未有C人壽公司董事頭銜」，但利用A公司為C人壽公司大股東及董事的身分，實質掌控C人壽公司的重大業務經營決策，具有「實質董事」地位；其次又以被告「透過A公司」，實質控制C人壽公司高達36.77%的股權，故屬於持股超過10%的股東；以及被告雖僅取得A公司董、監事總席次9董2監中的「3董1監」，惟在合併案需特別決議的情形下，其投票權對身為C人壽公司大股東及董事的A公司，已具「實質影響力」，仍得進而控制C人壽公司合併案的方向，因此亦屬於「基於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」等三項理由，認定被告同時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（該公司之董事）、第2款（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10%之股東）以及第3款（基於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）的內部人身分。

案件經上訴至二審後，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5號刑事判決仍肯認被告為內線交易主體，然而認定依據則稍有不同。二審認為，被告實際上未執行C人壽公司董事業務，亦未能藉由控制C人壽公司的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，而實質指揮C人壽公司董事業務，不該當公司法第8條第3項的「實質董事」。此外，也無充分證據足認A公司購買的C人壽公司股權資金，為被告直接或間接提供，故不得將A公司持有的36.77％C人壽公司股權，計入被告所持有範圍內，因此被告亦非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10%之股東」。

二審法院進一步表示，被告雖僅取得A公司的「3董1監」，未掌握100%或超過半數的投票權以達「完全控制」的程度，「但僅需稍與其他董監事利益交換、折衝協調，即能掌控A公司經營及重要政策走向」，而A公司既然為C人壽公司持股超過3成的大股東，又掌握超過2/3董事席次，被告即能藉由A公司而間接對C人壽公司的一般日常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，乃至合併案的重大業務經營決策，具有高度支配影響力，因此僅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「基於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」。

簡言之，實務上對於「基於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」的適用範圍廣泛，本案被告即便形式上，並未直接擔任標的公司的董事或其他內部職務，亦未直接持有標的公司股權，卻仍可藉由成為該標的公司「大股東的大股東」，而「間接」對於標的公司產生高度支配影響力，從而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的身份。